隋文帝独孤皇后教子无方与隋朝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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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隋文帝独孤皇后教子无方与隋朝二世而亡

中国古代皇帝怀柔天下,后宫往往三宫六院,众多妃嫔各有子嗣血脉。而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却是个异数,和独孤皇后感情“相得”,一往情深,甚至“誓无异生之子”。文帝曾向独孤发下重誓,保证不让其他妃嫔侍妾雨露均沾,今生今世只和独孤生儿育女。文帝终生恪守这一承诺,五个儿子即长子太子杨勇、二子晋王杨广、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蜀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都是独孤一脉所生。

文帝之所以如此,除了和独孤的感情因素外,也与他对皇家伦理的独特看法有很大关系。隋朝建国之初,文帝曾对大臣们讲,“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历代帝王家之所以纷争不断,鸡犬不宁,经常上演骨肉相残的保留剧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子们同父不同母,前朝的夺嫡之争往往和后宫的争宠宫斗勾连在一起。文帝认为,至少在理论上,如若皇子们一母同胞,争斗之心会相对弱化。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文帝对自家儿郎颇为自得,“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朕的五个儿子全部是一母所生,一奶同胞,是同父同母的真心兄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争,为亡国之道邪”,我杨隋断不会如前朝一样因兄弟争位导致家国衰亡,我大隋天下定能一世二世乃至万万世。

只可惜文帝的这一政治宣言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由于他和独孤皇后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失误,不但未能将“五子同母”的血缘优势,转化为兄友弟恭的政治优势,而且酿就兄弟相杀的家庭悲剧,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兴的隋朝二世而亡。

太子被废 晋王夺嫡

杨坚对长子杨勇本来极为看重,早在北周时期,他以随公的身份辅政时,便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杨勇为世子。开皇元年(581)二月十四,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登基称帝建立隋朝,两天后即于二月十六立杨勇为皇太子。文帝为培养杨勇的行政能力,“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让其全面参与朝廷军国事务的决策和死刑以下案件的核准。当时突厥威胁京师长安,杨勇曾带兵驻守咸阳防备。开皇四年(584)闰四月间,文帝曾派杨勇镇守洛阳。开皇十六年(596)正月,文帝又册封杨勇的七个儿子为王。

开皇年间,北齐旧境山东地区户口档案管理混乱,文帝有意派人去清查户口,并迁徙山东人口到北方边境充实边防。当时山东民心不稳,此举一出,必将引发民情汹汹。杨勇及时上书劝谏文帝改弦更张,安定百姓,文帝“遂止”。此事之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帝每纳之”,杨勇经常针对朝政得失提出意见建议,文帝也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所有这些,显示出无论是在朝政决策、司法审判,还是在军队事务上,文帝都给予了杨勇极大的信任,让其放手去做。但随着文帝打造出“开皇之治”,赢得前所未有的威望后,逐渐变得敏感多疑,猜忌心日益严重,要尽一切可能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整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有奸臣想害朕,任何疑似触犯其皇权的行为都被制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杨勇,自然成为其压制防范的主要对象。

有年冬至,朝廷百官按照制度惯例到东宫晋见皇太子,恭贺新节。杨勇张灯结彩,举行礼乐仪式,接受百官祝福。文帝对这一礼节心知肚明,往年也都没说什么,这年却在朝会上明知故问:“近闻至节,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是何礼也?”(前几天冬至听说你们集体去朝见太子,这是什么礼数?)

文帝此言,明显是责备大臣只知太子不知天子。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之间无人敢回话。只有主管礼制祭祀事务的太常寺副长官太常少卿辛亶回道,“于东宫是贺,不得言朝”,陛下此言差矣,臣等去东宫是恭贺新节,不是朝见集会。听闻此语,文帝当即发怒,“改节称贺,正可三数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征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东宫如此,殊乖礼制”,如果是道贺,三五成群去即可,你们却是统一组织,集体动作;皇太子还在那穿着朝服接待,这不是朝见是什么?东宫如此行事,不但违背礼法,更是没把朝廷规矩放在眼里。

就在这次朝会上,文帝下诏,禁止百官冬至再赴东宫朝贺,“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杨勇“自是恩宠始衰”,由此逐步失去圣眷恩宠父爱眷顾。文帝对其“渐生猜阻”,开始采取措施剪除太子羽翼,首当其冲的就是杨勇掌握的东宫卫队。

文帝以整顿京城禁卫军为名,下令将东宫卫队中的精锐悉数调往皇宫卫队。开国元勋、杨勇的保护人宰相高颎劝文帝:精锐全被调走的话,那东宫防卫力量就太薄弱,谁来保护皇太子的安全?文帝当即“作色”,说自己经常出宫巡视,没有高手警卫保护,怎么能行!“太子毓德春宫,左右何须壮士”,太子在东宫修身养性即可,要什么勇士保卫!文帝直截了当地告诉高颎:太子东宫保留强大卫队,“此极弊法”,本身就是不合规矩的弊政,必须改革。既然你觉得太子人身安全重要,那就从朕的皇宫警卫中抽调人马去保护太子。以后无论是皇宫禁卫,还是东宫卫队,都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这样,文帝就顺势剥夺了太子的军权。不但如此,文帝还借此敲打高颎:你之所以如此替太子出头,还不是因为你俩是儿女亲家,你家儿子娶了太子女儿。朕圣明烛照,什么都看得透透的,你不要走前代权相走过的结党乱政歪路。

文帝对长子杨勇的态度,给二子晋王杨广提供了机会。杨广其人,“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行事聪明,反应敏捷,性情稳重。“好学,善属文”,喜欢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敬接朝士,礼极卑屈”,和朝臣来往恭敬谦卑,非常擅长打造良好形象,营造声名舆论,“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成为太子最强有力的挑战者。杨广还取得了当时文帝独孤最宠幸的大臣、朝中排名仅次于高熲的杨素之支持。杨广要夺嫡,杨素要取高熲而代之夺取宰相之位进而专擅朝政,二人一拍即合。

在杨广、杨素的苦心经营下,高颎被罢相,杨勇失去朝中重臣支持。在杨广的精巧伪装下,文帝和独孤皇后对杨勇愈发不满,对杨广愈加疼爱,逐渐生出用杨广取代杨勇之心。杨勇“颇知其谋”,虽然察觉到了杨广的夺嫡阴谋,可“计无所出”,打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击,只有“造诸厌胜”,祈求上天保护。但日渐失去父母欢心的他,已经无力回天。

终于,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文帝身着戎服,在武德殿布列重兵,召集文武百官和宗室子弟议事。在这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中,文帝宣布以奸佞乱政的罪名,废黜杨勇太子之位,其子女封王封公主者,一律废为庶人。

宣诏完毕,杨勇对父皇没有一句怨愤言语,对陷害他的二弟亦无批评指责,只是感谢父皇不杀之恩,“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他明白,大殿之上,众人面前,必须保全君父颜面,他只能用一人的牺牲去承受家庭的悲剧。说罢,杨勇“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向父皇叩头拜过。满朝宗室文武,“莫不闵默”,只能战战兢兢,无声悲悯。

十一月初三,文帝立杨广为太子,当天“天下地震”。文帝对杨勇、杨广的选择中,已经悄然埋下隋朝日后国运的伏笔。刚刚入主东宫的杨广明白,大哥被废的重要原因就是储君威仪过于逼近皇帝威严。他很乖巧地主动向文帝要求贬抑太子礼仪,“请降章服,宫官不称臣”,将之前太子冠冕上和天子同样颜色的白珠,改成三公诸王的青珠,其他服饰车马器用等,也都降低一等,明确规定东宫僚属不得对太子称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称臣的对象只能有一个,就是天子。十二月初三,文帝下诏批准,二儿子果然比大儿子识趣,看来这个接班人是选对了。

为表示对杨广的信任,文帝交给他的第一件重要任务就是看管废太子杨勇。文帝此举,只能是把杨勇往绝路上逼。被软禁期间,杨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多次上书请求当面向父皇诉说冤屈,所有奏章无一例外都被杨广扣下。杨勇走投无路,“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只有爬到树上,对着皇宫哀嚎呼叫,希望父皇能听到自己的声声悲鸣。文帝心有戚戚,杨素一句话就把杨勇踹进谷底,“言勇情志昏觅,为癫鬼所著”,说杨勇这是被厉鬼缠身,神经错乱,“不可复收”。文帝“以为然”,竟然选择相信了杨素的这套说辞,“卒不得见”,父子二人再也未能见上一面。

直到仁寿四年(604)七月,病榻之上的文帝在忠于杨勇的柳述、元岩等人劝说下,幡然醒悟,意欲召回杨勇,重立为太子,可惜大势已去。杨广杨素迅速带兵进宫,按下文帝驾崩的快进键。七月十三,文帝去世。七月二十一,杨广即位,随即下诏让杨勇自杀。杨勇拒绝服毒,遭“缢杀之”。

杨勇不是文帝家庭悲剧的第一个牺牲品,在他之前,有三弟秦王杨俊;在他之后,还有四弟蜀王杨秀,五弟汉王杨谅。

秦忧蜀惧 汉王叛乱

杨俊小时候受父母影响,很是沉迷于佛教,甚至“尝请为沙门”,要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杨坚独孤当然“不许”。杨俊只有留在尘世建功立业,先后任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秦州总管。灭陈之战,他出任山南道行军元帅,为隋朝统一立下大功,又先后镇守扬州、并州(今天山西省太原市一带),帮助父皇安定四方。当然,如果杨俊能提前知道他最终的人生走向,一定会宁可忤逆父母之命,也要在佛祖前青灯黄卷,了此一生。

当上并州总管后,杨俊“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逐渐贪图奢侈享乐,追求超标准的生活待遇,在并州大建宫苑别墅。杨俊还颇为“好内”,惹怒了妒忌心颇强的王妃崔氏。崔氏是隋朝著名酷吏崔弘度之妹,长安百姓有“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之说,意为宁可喝下三大升苦酒,也不愿落到崔弘度手上。其兄如此,其妹可想而知。崔氏生性极为彪悍,打翻醋坛子不算,还“于瓜中进毒”,要毒死夫君。可能是剂量不够,杨俊没有一命呜呼,而是一病不起。并州医疗条件有限,杨俊就回到长安医治,这下他在并州的那些事就纸包不住火,全都露馅了。

文帝听说儿子生病是因为被王妃崔氏下毒后,就于开皇十七年(597)七月十三下令赐死崔氏,同时以“奢纵”的罪名,罢免杨俊所任官职。有大臣劝文帝,杨俊不过是多花了点钱,多盖了几间房,多纳了几个妾,不是什么大事,如此处理太过严酷。文帝不为所动,认为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对皇子网开一面,“何不别制天子儿律”,那还不如直接另行为皇子私人定制专门法律,自己身为天下君父,“安能亏法乎”。

平心而论,文帝此举不能算失当,杨俊“奢纵”,必须依法处置,以儆效尤。但问题是,文帝对杨俊的后续处理过于无情。当时杨俊还在病中,尚未痊愈,连忙上书向父皇谢罪,隐隐然有请求宽恕的意味。这本是人之常情,文帝却派遣使者劈头盖脸的将其训斥一通,“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简直把儿子当成了不可雕的朽木。杨俊眼看父皇要放弃自己,吓得“凓怖,疾遂笃”,病情转而加重,三年多都未见好转,文帝一直放任不管。

到了开皇二十年(600)六月,杨俊病势愈发沉重,文帝这才给了他个“上柱国”的虚衔,算是部分恢复政治待遇,但为时已晚。六月二十,杨俊便在忧惧之中走到人生尽头。文帝听说儿子去世,丝毫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只到秦王府“哭之,数声而止”,勉强发出几声哭腔,也不知有没有几滴眼泪。杨俊尸骨未寒,文帝就在秦王府下令将其平生所用奢侈之物全部焚毁,等于是在灵前公然羞辱刚去世的杨俊。

更有甚者,秦王府僚佐请求给杨俊立碑,文帝直接否决,“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表示杨俊根本没有资格立碑,就算立,将来也是给人家做踏脚石。羞辱死去的儿子还不算,文帝还把怒气发泄到活着的两个孙子身上,剥夺了他们继承王爵的权力,也不让他们以杨俊儿子的身份主持丧礼,丧主由王府官员担任。

三子杨俊去世后不到四个月,文帝废黜长子杨勇的太子位。不久,蜀王杨秀又撞到了父皇的枪口上。

杨秀其人“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性情刚猛,长期镇守各地,为家国尽心尽力。但也和杨俊一样,“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这就给人留下了政治把柄。杨广当上太子后,杨秀“意甚不平”,很是看不惯。杨广就先下手为强,“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让杨素出面罗织杨秀罪名。文帝偏听偏信,“遂征秀”,于仁寿二年(602)征召在蜀地的杨秀回京师问话。

父子见面后,文帝一句话也不搭理杨秀,不听其辩解,直接认定了他违法犯罪的所谓“事实”,第二天又派使者严加训斥。杨秀跪下谢罪,文帝毫不宽宥,“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遣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表示当年处理杨俊时还有舐犊之心,手段还算轻的;而今对杨秀要收起父子之情,用人君之道绳治,直接将杨秀交给司法部门论罪。

文帝对亲生儿子如此无情,大臣庆整都看不下去了,劝谏文帝,“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见子无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陛下您五个儿子,已经病死一个,废掉一个,只剩三个了,难道要赶尽杀绝吗?那可是您的亲骨肉!蜀王性子耿直,心理压力过重,会把他给逼死的。文帝听后,“大怒”,要割掉庆整的舌头,后虽作罢,但又威胁群臣,再敢求情,“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群臣噤若寒蝉,文帝遂将案件交由杨素审理。而杨广杨素是一体的,这就等于将四儿子又交给二儿子处理。

杨广决定彻底终结四弟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派人制作一个木偶,捆绑双手,钉死心脏,还在上面写上文帝和五弟汉王杨谅名字,另写“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字样,等于是诅咒杨坚、杨谅早日升天,永世不得翻身。制作完毕后,杨广派人将木偶埋到华山脚下,杨素又顺理成章地挖了出来,再加上伪造的杨秀起兵造反檄文,一并呈奏给文帝。

文帝见后,捶胸顿足,“天下宁有是邪”。十二月二十,下诏废杨秀为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准与妻子儿女见面。杨秀无罪被废,“愤懑不知所为”,只有上书请求宽恕。文帝不听,下诏公布杨秀谋反的十大罪状,表示“我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公开断绝与杨秀的父子关系。此后杨秀长期被幽禁,直至隋朝灭亡被宇文化及杀害。

杨秀被废后,文帝五子中,除已立为太子的杨广外,就剩汉王杨谅一人。杨勇遭废时,杨谅“居常怏怏”;杨秀被幽时,杨谅“尤不自安”。杨谅的这一系列表现,都指向杨勇、杨秀两案的始作俑者——二哥杨广,而杨广自然不会放过仅存的政治威胁——五弟杨谅。文帝刚驾崩,杨广就用文帝的名义征召杨谅进京。杨谅一看诏书上没有他事先和父皇约定的暗号,就知京中已发生不测事件,遂举兵造反。杨广派杨素率军镇压,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平定,随后开除杨谅宗室属籍,最后将其幽禁而死。

至此,文帝的家庭悲剧终于在小儿子身上谢幕。五个儿子,四个死于非命,只剩二子杨广为家国送终。

而杨广亦未逃出劫数,骨肉相残的悲剧还在他身上继续延续。杨广登基后,因事与二子齐王杨暕产生嫌隙。杨暕“素失爱于帝”,父子“恒相猜忌”,都认定对方要搞死自己。宇文化及江都弑逆时,杨广刚开始竟然认为是杨暕发动兵变。杨暕被乱兵杀害,直到人头落地,一直认为是父皇派人杀他。史载,“父子至死不相明”!

上梁不正 偏心骄纵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的家庭内部关系上,文帝父子之间的相怨相杀最为酷烈,骨肉相残最为无情,所引起的后果也最为严重。追根溯源,这和作为父母的文帝独孤夫妇有莫大的关系,他们难辞其咎。究其原因,无非是言传身教、偏心不公、放纵娇惯三个方面。

先说言传身教,这点文帝本身就上梁不正,他对亲情很淡漠,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很不好,甚至很恶劣。

文帝也是兄弟五个,二弟蔡景王杨整、三弟滕穆王杨瓚是同母亲兄弟,四弟道宣王杨嵩、五弟卫昭王杨爽是异母兄弟。杨嵩很小就夭折,没机会参与家族纷争;杨爽由文帝夫妇抚养成人,和哥嫂关系很好。而文帝和杨整、杨瓚这两个同胞亲兄弟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势同水火,形同仇敌。

杨整娶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太祖宇文泰外甥尉迟纲之女为妻,杨瓚娶宇文泰的女儿顺阳公主为妻,二人都是宇文泰侄子、当时执掌北周实权的权臣宇文护的心腹,是北周政权的支持者。独孤家族虽然也是北周高门,但杨坚迎娶独孤不久,岳父独孤信就被宇文护害死。因此,兄弟三人中,杨坚妻族力量最为薄弱。据杨坚自述,杨整、杨瓚“倚妇家势,常憎疾”他,甚至“几杀我”。

有次杨坚身体不舒服,江湖医生说他百天之后会发展成精神病,彻底疯掉,杨整、杨瓚听说后“私喜”。杨坚向父母告状,父母只是流着泪说老二老三太不像话,不知道尊重兄长,但也没有对二人有任何惩戒。杨坚遂正言告诉父母,将来自己若得了天下,一定会给两个弟弟改姓“悖”,以示悖逆人伦道德之意。按照杨坚的说法,父母“许我此言”,表示同意。父母去世后,杨整、杨瓚及其媳妇又经常在宇文护那告杨坚的黑状,想把杨坚扳倒,好夺取爵位家产。此举让杨坚大为寒心,每天下朝回家都觉得如入地狱之门。到家后也一个人默默静坐屋中,直至开饭时才出屋。这些遭遇杨坚一直铭记在心,愤愤不平。

在杨坚夺取北周政权的关键时刻,想着打虎还得亲兄弟,就让长子杨勇去邀请杨瓚相助。杨瓚“素与帝不协”,不但“不从”,还说“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认为杨坚当个国公就很不错了,想要更进一步,肯定会爬得高摔得狠,还会带来灭族之灾。杨坚掌握北周实权后,杨瓚“恐为家祸”,害怕万一事败受到牵连,甚至“阴有图帝计”,要找机会除掉杨坚。杨坚虽然“每优容之”,还在即位后封其为滕王,但仍怀恨在心。杨瓚王妃顺阳公主因妯娌间的琐事,和独孤皇后向来不睦,暗地里有诅咒之事,文帝命令杨瓚休妻,杨瓚不从,文帝就在家谱上抹去王妃名字。开皇十一年(591)八月,杨瓚跟随文帝前往长安南边的栗园,兄弟二人在树下饮酒。杨瓚刚喝一杯,就七窍流血而死,年仅44岁。“人皆以为遇鸠”,时人都认为是被杨坚毒死。

杨整早在跟随北周武帝东征北齐的时候就战死沙场,否则下场不会比杨瓚好。开皇年间,杨整妻子去世,儿子请求下葬其母。杨坚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后,愤愤地向大臣回忆了当年两个弟弟对自己的羞辱陷害,公然说道,“羡人无兄弟”。

文帝对亲弟弟如此做派,几个儿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免有样学样,相互之间缺乏兄弟亲情,全然没有兄友弟恭的和谐天伦。

再说偏心不公,这点突出表现在文帝夫妇对杨勇和杨广的态度上。

杨广篡夺东宫,本来就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况且杨勇作为太子,并无大错,文帝夫妇本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杨勇,断绝杨广的觊觎之心,但却在二人的争斗中,明显偏向杨广。文帝曾让相面大师来和给几个儿子看相,来和言杨广“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文帝予以默认。文帝又问曾经预言他必登皇位的韦鼎,“我诸儿谁得嗣位”?当时杨勇已经是太子储君,文帝再问这话,明显是在摇动东宫,对杨勇不满。韦鼎很是聪明,回道,“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文帝对此一笑了之,“卿不肯显言邪”,亦不置可否。

独孤甚至亲自下场打击杨勇。独孤有次明确和高熲说,有神仙预言杨广“必有天下”,问高熲怎么看?独孤“决意欲废勇立广”后,不但自己整天在文帝身边吹枕边风,还“遗素金,使赞上废立”,以皇后身份行贿大臣杨素,让其劝文帝废长立幼。为搜集杨勇的黑材料,独孤乃至“遣人伺觇东宫,纤介事皆闻奏,因加诬饰以成其罪”。

文帝夫妇如此偏心不公,等于是公开鼓励杨广大干快上,逼兄夺嫡。尤其是独孤的一系列动作,最终促使文帝下定用杨广换杨勇的决心,以致文帝临终前得知真相时,在病榻之上大叫“独孤误我”。

第三就是放纵娇惯。文帝对小儿子汉王杨谅“甚宠爱之”,尤其娇惯。开皇十七年(597),杨谅赴任并州总管,文帝亲自为其送行。文帝极力扩大杨谅的地盘,把西到崤山,东至大海,南到黄河,北至塞上的五十二州全部划为并州总管防区,还“特许以便宜从事,不拘律令”,给予其临机专断之权,不受朝廷法度约束。杨谅“自以所天下精兵处”,认为天下强兵尽在己手,又坐拥阻山带河地利之便,遂在太子杨勇被废后,生发出夺嫡的野心。文帝不仅不加压制,还放任杨谅在并州“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以致“左右私人殆将数万”,成为后来造反的重要班底。文帝对杨谅无原则无底线的宠爱,不但把他带上谋反叛乱不归路,也给国家带来一场内战。

文帝夫妇教子如此,导致父子反目、兄弟陌路。而他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倒把责任全部推卸到子女的不忠不孝上。斥杨勇“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骂杨广“畜生何足付大事”,诟杨俊“不知何以责汝”,咒杨秀“必以恶终”“贼子之心”“无恶不为”“豺狼之暴”,视杨谅“如笼内鸡雏”。后人根本无法想象,这些字眼是出自父母对子女的评价之口。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认为,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父子兄弟都不能和睦相容,遑论把百姓安危冷暖系挂心上。文帝独孤的教子无方,不仅造成家族悲剧,更把家国拖入深渊。隋朝刚刚平定江南时,“天下皆以为将太平”,初唐名相房玄龄之父房彦谦时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隋朝刚统一时就认为“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玄龄当时也和父亲私下分析形势,指出文帝“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后来文帝父子的悲剧和隋朝国运的走势,果如房彦谦、房玄龄父子所言。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隋唐盛世的开创者,隋朝全面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期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本应大有作为,却匆匆谢幕,二世而亡。世人往往只把隋亡责任记在炀帝杨广的暴虐上,却没注意到这种暴虐基因,早已深刻灌注进文帝炀帝的家族内部关系中。家不齐,国如何治,天下何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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