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街(2012世界的逆转)【连载完结新书火热众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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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重启炉灶。
   我是《摩罗街》的主人公,叫我摩罗客吧,在这条古玩街,我是个客人,在这个城市,我也是个客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人。
  
   之前,有位当编辑的神马小朋友记录了我的一些故事,他是个很有心的朋友,有些事情,我告诉了他,有些则还没有来及告诉他。
   他和是我忘年交的朋友,小我几乎三十岁。人十分地聪明,我们大约2年前在海南认识,很偶然的机会,和我聊了许久,健谈的他让我想起来曾经的我,也许是一种机缘吧。
   我一直希望能有个机会将一些事情说出来,看到他,我知道机会到了,也是时候了。
   我曾告诉他,希望他能以我的口吻来描述一些我所经历的事,他同意了。
   不过看样子,他似乎有些骑虎难下了,呵呵。既要保留自己的生活,还要充当我的代言人,的确有点难为这个小朋友了。
   正如我们广东话说,点讲都是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自己慢慢来吧,年纪大了,脑子跟不上,手脚也可能有些慢,还请诸位见谅。

天涯热帖楼主,长篇连载,2016年9月与天涯共同发起众筹项目《摩罗街2——不能说的秘密》,正火热众筹中,快来支持祥叔吧:




  罢了,我觉得他描述的还是很符合我心意的,我在他的基础上继续讲下去吧。
   我将他原来的文字整理了一下,这里一次发出,容我思索下,慢慢来吧。



  现在是2010年的12月21日晚24时,上海,我在离地面超过300米的金茂凯悦酒店一件房间内写下这些文字。
     距离2012年12月21日下午3点14分35秒还有大约两年整的时间。
     也许我所说的一切没人相信,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记录下来,到了那天,也许你会相信一切。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事情,可是我不想一一去证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细节,因为你已经感受到了某些不一样的地方,只是你还浑然不觉而已。我不希望你们看了以后能幡然醒悟,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切可能都太迟了。
    
     开篇
    
     我是个普通商人,出生在上海,在香港有一家古董商店,开在临近荷李活道Hollywood street旁的摩罗街上。
     很多内地客如果到香港旅游,肯定会到迪斯尼公园、海洋公园游览,也许还会到中环或者铜锣湾来购物。
     但是有一条街,一些内地来的懂行的人都会去逛下,因为,这条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不仅记载着香港的百年沧桑世事变迁,还可以淘到不少宝贝。
     这就是位于香港上环,横贯香港岛中西区的荷李活道。
     关于荷李活道的历史,我找了一段资料在这里补充给大家。
     “1844年,在太平山脚下,东起云成街,西至皇后大道的地段,荷李活道建成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条街的名称是取自美国
    “好莱坞”的译音。但实则不然,这条街的名字,原本是来自于街道早年种满的冬青树。冬青树的英文读音,被人念成了“荷李
    活道”。
     香港的荷李活道,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时代》杂志列入“世界十大购物街”。
     在荷李活道两旁的店铺,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斋”和“宝”。斋,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屋子的称呼,也就是说,这里的
    一个个店铺并非单纯地做买卖,也是在广交朋友、交流文化。
     可是,真正让荷李活道变成大古董交易市场的,还是与它临近的另外一条街道——摩罗街。
     摩罗街和荷李活道其实就相隔一排房子,位于皇后大道与荷理活道之间,东接楼梯街,西接乐古道。
     摩罗街,我们本地人又名“猫街”Cat street或“贼仔市”,原因是早年那是贼赃的出转手地,而港人俗称贼赃为“老鼠货”,所
    以来买货的人就像猫一样。
     至于这个称呼的来历,“摩罗”这个词据说是从前对印度人的称呼,香港开埠初期,许多印度水手喜欢聚在那里,亦会把行船时搜罗得到的货物带到那里摆卖,于是便把这条街称做“摩罗街”了。从那时起,摩罗街便充斥了琳琅满目的各种物品,琐碎至钥匙圈、襟章等特色纪念品,甚至连旧的电器、家具等大型物品都可以找到。
     很多香港电影电视剧里,主人公去购买一些旧电器或小物品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有点点类似上海的虬江路的感觉,不过,不
    像虬江路那么杂。
     许多人只是把这里当作是是寻找廉价纪念品的宝库。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埋藏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至于我,我并不是纯粹的香港人,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哪里人,我一般都会回答,我是上海人。
     我是16岁来到的香港,店是我小外公的店,我只是接手而已。
     小外公的意思说他不是我亲外公,而是我亲外公最小的弟弟。
     我们这个家族在解放前是个大家族,有很多的产业和不动产。
     我的外公的外公非常地有名,他的名字伴随了整个晚清的历史,有荣耀的,有屈辱的。
     直到今天,按照家族的谱系来说,现在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和我还算远亲。
     我之所以从上海来到香港,完全是因为小外公。
     而他们的父亲,我的太公公很早就过世了,外公是长子,在当时的市政府工作,按今天话来说,是个普通的公务员。家中还有我的母亲和带我母亲长大的乳娘。
     小外公是我外公最小的一个弟弟,也是最关心的一个弟弟。他们2人间相差了整整10岁。小外公小时候身体很差,总是吃药,药是外公托人从杭州吴山脚下的胡庆馀堂专门配回来的,每月家中众人的伙食费,小外公的药费,诊费,以及母亲的生活费等开支让只有点固定工资的外公十分地吃力。
     我的外婆也算是名门闺秀,读过洋学堂,但是生下我的母亲之后就仙世了。外公痴情一生,终生未娶。
     小外公在外公的悉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有所好转,后来在亲戚的建议下,去投考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同学里最要好的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对我小外公的一生影响巨大。
     小外公入校没多久,抗日战争开始,他随校转移到四川,很长时间都生死未卜。
     直到1946年外公去世,他也没有一点音讯。
     我的母亲后来经人介绍和当时是个外科医生的父亲相识相恋,并在1948年结婚,于次年生下了我的姐姐。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父母的日子相当不好过,先是被当做资本家的后代,赶出了我们家原来在霞飞路的老房子,搬到了位于南市区一个下只角的里弄里。老房子被征用为新政府的某局的办公地点。
     随后的日子里,受到小外公身份的影响,父母又被当做坏分子给监视起来,还被居委会的人员勒令打扫整个里弄的垃圾,甚至还要在很早起来给各家倒马桶,洗马桶,就连我的姐姐很小的年纪也被逼着一起打扫街角,清扫厕所。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直到我的降生,才给整个家庭增添了些许的欢乐,父亲很开心地对母亲说,一儿一女,是为“好”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哦!
     可是,我的出生并未给这个家庭真的带来什么好运,而是平添了一张吃饭的嘴,父亲这个时候已经被赶下手术台了,拿惯手术刀的手被迫拿起了锥子,帮人补鞋子;母亲则还是托关系,才找到了在家糊洋火盒子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没什么奶水了,可是买不起当时最便宜的奶糕,平时只能用米汤喂我,只有夏天时候,会很奢侈地买根奶油棒冰在奶锅里融化了,让我喝。小时候的我,总是饿的哇哇大哭,可惜我的父母一点办法也没有,周围邻居有同情我们家的,会悄悄放点奶粉包在报纸里,偷偷地塞给我母亲,母亲每每这时,总会伤心地抱着我痛哭一场。
     我的姐姐,从小就很懂事,也不吵不闹,每次看见我饿了,就会伸出手指头沾点糖水放在我嘴里,让我吸。
    
   
    每每回忆到这里,我的眼睛总要湿润一会,我并不是在控诉什么,相反,那似乎是我人生里最美妙的时间了。如果我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不会那么早离开他们来到香港。
    我小的时候长的很像外公,我母亲说,虽然我没见过外公,但是母亲偷偷保存的一张外公的照片,我还是看见了。外公在那张照片里,约莫20多岁,眼睛明亮,鼻子高挺,嘴巴微微向上扬着,头发是当时流行的三七开的分头,穿着浅色的西装,内里套了件格子的衬衣,显得精神抖擞的样子,只是他的右胳膊搂了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子,一件贴身的浅色西装,里面是件白衬衣。脸色消瘦,头发有些稀疏,面容有点病恹恹样子。母亲告诉我,这个就是我的小外公。
     我一点也没什么感觉,那个人能给我奶糕吃么?不能!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自己的身份也一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小学时,大家都开始套上红袖章,别着毛 像章,争当“红卫兵”时候,我被组织者严词拒绝了,还叱责我是来抹“红卫兵”光荣形象,说我是反动派的后代,是“黑崽子”。
     我有些懵了,哭着跑回去,问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参加“红卫兵”,还骂我是“黑崽子”,妈妈抱着我,半天没说一句话。最后,扳着我的肩膀和我说了一句“儿子,记住!终有一天,天会变的!”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我开始明白我和周围的孩子身份不一样,没有资格再和他们玩了,我变的沉默少语,每天只是蹲在家门口的树下,用树枝逗着蚂蚁玩。
     远处,我的父亲抬起头看见蹲在地上默默无语的我,总是走过来,用早已粗糙不堪的手摸摸我的头,塞给我快饼干或者干瘪的苹果。
     这样的日子似乎过了很久,当我16岁那年,城市和学校开始宣传革命知识青年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接受锻炼,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我们这样的有历史问题的家庭也自然受到了冲击,我的父母因为平时恭顺,对待每个人都是客气无比,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了面,都十分友好地招呼,塞些饼干,糖果什么。
     那个年代,形势虽然一片大好,可是人吃五谷杂粮总归还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毛病的。此时的医院早就乱套了,大大小小的医院里已经被成分好的卫校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把持着,老的医生有技术的医生被当成了“白专路线代表”早赶进了“牛棚”。
    可惜的是这些“小将”们大道理都是慷慨激昂,治病救人,那是不会的;至于看病能否看好,那只有天晓得了。去医院的病人,看个病,医生们还要问下成分是什么。若是革命家庭,革命群众,还能随手配个药,打个针什么的;若是我们这般的家庭,那定是棍棒伺候,打将出去的。
    幸好父亲早年是这个城市有名的外科医生,一般的内科毛病也多少能看一些。这个优势不但在当时保全了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之后去香港带来了提供了机会。
     许多的周围的邻居都会来家里请父亲诊断、看病,这个时候讲的是革命同志的情谊了,不在乎什么成分了。
     人们在生死问题的面前总是卑微和恐惧的。
   
    记得,当时有个街道的革委会主任,吉林长春人,之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干事,是王洪文的同事加同乡,有了这层关系后,和王洪文打的火热。
     文革开始后,是“工总司”的一个小头目,随王直接策划并参与了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业”以及随后的“康平路事件”等上海著名的造反活动。
     但是这个家伙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与无数有夫之妇打的火热,气焰嚣张,平时又不把徐景贤放在眼里,为徐所厌恶。
     后来因利用王洪文的幌子骗奸了原市委的几个干部的女儿,被这些老干部告到王洪文处,王此时正得到风声,即将上调中央,不想受人以柄,加上徐景贤一边吹风,此人于是被发配到南市区,来到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革委会,当了一名革委会主任。
    只是此人恶习不改,没有了显赫身份,反而越发肆无忌惮。不断利用职权强奸,调戏普通妇女,众人皆知此人背景,敢怒不敢言。
     一日,此人找到我父亲,神秘地找去他办公室,找我父亲帮一个忙:原来,他属下一个街道办一个女性工作人员被他搞大了肚子,需要父亲帮他去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父亲虽然十分鄙视此人,但是,此人却是我们这个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官了,只能强压恶心,勉强答应。
     手术是在街道的一个下设小厂里做的,器械是这个主任早就按父亲的要求准备好的。因为没有护士,父亲只好找了母亲做了助手。
     因为怀孕的时间还不算长,手术还算顺利,父亲最担心的大出血没有发生,那个主任很满意,送回女下属回去后,大包大揽地对父亲许诺,今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帮忙。
     父亲没有吭声,默默推着自行车和母亲回到了家中。
     一回到家,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我和姐姐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父亲拉过我,一字一句地对母亲说“这个地方,小祥(我的乳名)和馨妤(我姐姐)不能再待了!我们必须把他们送走!”
     母亲有些舍不得,但是看见父亲悲愤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2012,我想提前告诉大家的一点的是,那天虽然并非世界末日,但是是个倒计时的开始。
     我们所生存的宇宙其实是个漏斗,漏斗是对称的,并非我们意念中是个整体空间的概念,说的简单点,我们的世界是平行的,每个地方都有对应的宇宙节点,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你想过么?
     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促使我写下此文的原因,是前端时间,美国的一批退役的空军军官集体出来追忆他们曾今接触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所谓UFO只是内地报道的一个障眼法);还有新西兰公布了几千份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大陆的央视也报道了,但是语焉不详,还有至今世界各地不断的“天坑”出现(大陆好像已经不报道了)……
     我是在香港看见这些事情的报道的,很多事情的真相我很清楚。
     大家完全可以怀疑这些报告99%都是假的,但是,如果有一件,只要一件!确实是真实事件的话,请仔细思索一下,那么你们的信仰和政治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想,是时候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父亲那天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后来意识到的。
     那件小手术事情发生以后,我发觉父母变的很神秘。母亲收藏了一部收音机,德国“根德”的老牌子,是外公的遗物。
     只是母亲一直很小心地收藏在外婆陪嫁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大木头箱子下面,平时很少听,也从不让我们姐弟俩碰。
     父亲是知道这个收音机的,也从不去关心。我曾今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拿出来用,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听的。
     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各家虽然都没收音机,但是并不缺广播。在各个街道,弄堂口,以及学校操场,都安置着巨大的扩音喇叭。每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广播大好形势或是对某某领导的批判。偶有有点音乐,不是《东方红》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 》……
     有时深夜,喇叭好容易停了,也可能会突然噪杂起来,开始不听播放《东方红》,我们所有人必须立刻爬起来,穿好衣服,恭顺地集合在街道上,那是有最高指示出来了。
    我觉得神秘的事情是说,我的家是个老式的厢房,一室一厅,父母在房间内睡,我和姐姐是在厅里各搭了个床睡,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那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的,我们都睡的很早。
     有天夜里,我发现父母房间里门是关着,但是传来一些很轻微的悉悉索索的的似乎有人报数字的声音。
     我睡的睡眼惺忪,可又十分好奇,揉揉眼睛,就不管不顾地想推开门进去看看。门自然是反锁着的,里面的父母听见动静,不知道又在忙活什么,等了好一会才开门。
     我推门一看,父母的床铺还是整整齐齐地铺着,没有一丝凌乱的样子。看样子,他们一直没睡觉。我好奇地问他们,干嘛呢。
     母亲有些不耐烦地催我回去睡觉,叮嘱我不要声张。父亲则一声不吭地手里拿了张纸,对着台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而我分明地看见,一直被母亲当宝贝收藏的收音机,正歪七斜八的放在父亲的脚边。
     难道他们晚上在听收音机?可听什么呢?
     那时,我已经小学快毕业了,从小受到的都是革命教育,满脑子都是抓特务和参加解放军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虽然自己没能成为毛 的红小兵,但是我脑子里的警惕意识还是很强。
     难道,他们是在收听敌台?我的父母是特务?
     回到床上,我被自己的答案给吓坏了。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推醒一旁熟睡的姐姐,可不知道姐姐会不会也是特务,他们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会不会杀了我!?
  
    自此以后,我每天夜里都不敢睡的很死,看父母的眼光也变的怀疑和胆怯。父母似乎并未觉察我的改变,倒是母亲不住地叮嘱我不要把那天晚上看见的事情乱说出去。
    
     我心里很害怕,但是也十分地兴奋,那时候,我正努力想加入某个红小兵的组织,我觉得,我要是能成为个英雄,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光荣的红小兵了。
     这个想法像个蚂蚁一样不断侵蚀着我的内心,我既矛盾,又激动。
     终于一天中午,我悄悄将这个事情,报告了学校管工宣的一个老师,他听见我的汇报后,兴奋的涨红了脸,摸着我的头,不住地表扬我是个革命意识坚定的毛 的红战士,我听了,也激动不已。一股幸福感涨满了全胸。他关照我不要声张,会有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汇报完,我出来的时候,整个人有种虚脱的感觉。回到家里,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和往常一样趴在饭桌上写作业。
     吃完晚饭,正当我们全家在收拾桌子的时候,门被狂暴的敲门声给敲开了,中午听到我汇报的这个老师带领了一帮人冲进了我的家里。
     他们一把掐住父亲的衣领,气势汹汹地追问他,电台在哪里!?母亲吓坏了,搂着我和姐姐站在父亲的背后,不住颤抖,父亲扭过头狠狠挖了我一眼。
     我有些紧张,在母亲的怀里缩成了一团。
     父亲却很坦然,说,没什么电台,你们可以搜!
     这些人于是毫不客气地在我家里外搜了起来,抛物砸碗,一片狼籍。我有点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事情,可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结果是这些人什么也没搜到,家里却被扔的里外都是衣物和书籍。他们有些不甘心,于是将我的父亲扭送出了家门。母亲上前去拦阻,却被推了个趔趄,被我和姐姐扶住才没摔倒。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一夜未睡。
  



  
     过了几天,因为没什么凭据,父亲被人暴打了一顿,才放了出来。
     母亲去接的他,两人相互搀扶着慢慢回到家里,姐姐打了一些热水,小心地和母亲一起帮父亲擦洗,我也想上前帮忙,却被母亲推到了一旁。自从父亲被抓走,母亲就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委屈的哭了起来,父亲招呼我过来,拉着我的手安慰我别哭,一边擦着我的眼泪,说不是我的错,一边还嗔怪母亲不要把气都撒在孩子身上。
     那一年夏天,我14岁,小学毕业了。
     后来的2年,我再也没在家里看见那台收音机,也再也没听父母提起过这个事情。
     直到我16岁,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街道的工作人员开始不停地出入各个家庭,劝说家里有年轻人的要让孩子相应国家的号召,去更加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开拓事业,支援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进行。
     广播里天天发表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父亲每次听见都会很小声地说“用完了就丢,当人是草纸啊!”
     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只是很坚定地表示,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想去外面的世界创一番事业。
     那时候,家里2个孩子,可以留一个在城市,我毅然表示,我愿意出去,愿意去接受再锻炼!
     母亲十分地舍不得,父亲不说话,看的出来,也非常犹豫。
    
     日子一天天过去, 街道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家无数次,几乎就是下了最后通牒,再不放我走,就把姐姐送到去黑龙江的火车上去!
    
    这天晚上,家人正在吃饭,我刚放下碗筷,父母对视了一眼,我觉得有点异样,果然,父亲要母亲把碗筷拿到外间的靠近楼梯口的水房去洗,还叮嘱母亲,小心点,我很疑惑,可没敢问。
     父亲走进自己的房间,招呼我和姐姐进去,一进去,我就发现,他们的床下塞着2个厚厚的帆布提包,鼓鼓 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正要开口问,父亲先开口了“小祥,你今晚就走!走的越远越好!“我和姐姐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明天一早,小祥你去你姑妈家,那里会有人给你们安排好一起的。”父亲小声地说。
     “去哪里?为什么要我走!?”我忽然像被打了一耳光,嚷了起来。
     “为什么要小祥走啊?要走,我走!”姐姐以为是要去插队,忙挺身想换下我。
     父亲沉默了一会,才吐出口气,缓缓地说道“别吵!不是去插队,是去找你小外公。”
     我脑子里几乎没这个小外公的任何概念。姐姐倒是还听母亲说过一点小外公的事情,问道“他不是死了么?”母亲之前曾回答姐姐,小外公的下落时候,简单地说他已经打仗死了。
     “他没死,倒是一直挂念着我们。”
     父亲看出我们的疑惑,终于告诉了我们一个至今我都不敢相信的秘密。
    
     原来我只知道母亲家姓盛,其他一概不知,也从未听他们提起,父亲告诉我说,我的外公一家曾经是上海的名门望族……(具体的家谱,我这里就不累述了),清代中叶自江苏龙溪迁至上海,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一人成为当时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人即是太公公的同胞兄弟盛宣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下这个名字)
     太公公去世后,盛宣怀即将我的外公及其家族中人接到家中居住,照料。外公自小聪明伶俐,深得盛宣怀赏识,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意带着外公去见世面,对外公视若己出,外公称盛宣怀为“过房爷(ya)"
     外公在盛府长到16岁,即是我今天这个年纪。一日起夜,忽然见“过房爷”房内灯火通明,身影婆娑,很好奇,走上前去,拦住正欲进屋的平日府中教自己读书的问个陈师傅问个究竟,内屋的“过房爷”听到动静,推开房门,叫外公进去。外公进去后,发现“过房爷”招来的一个专门负责煤矿的英国工程师丹利文以及管家孙先生正围在“过房爷”的书桌上,凑着2只小孩腕口粗的蜡烛仔细看个东西,嘴里还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这个英国工程师丹利文粗通中文,平时一般是不到府上的,因为实际上他是李鸿章请来的人,在李众多属下中,只有外公的“过房爷”比较熟悉洋务,而且喜爱西式的物品,多次和其请教一些西方的风土人情以及工具器械,,两人遂经常走在一起。外公小时候还随其学过几年英文,因此也比较熟悉此人。
     后李鸿章勘探萍乡煤矿,打算开采后,开办铁厂,在盛宣怀的推荐下,李指派丹利文负责萍乡煤矿的勘探以及开采等事宜的指导和建设工作。因为要左宗堂争办洋务,所以,多次指令丹利文不安排好煤矿开采事宜,不得随意回来。
     外公还没喊出丹利文“师傅”,就被他一把拉了过来,递给了外公一个样貌奇特的物件——一个黑色的方方正正的盒子,非铁非木,不知道什么材质,中间有个半圆形状的突起的盖子,紧扣在盒子表面,怎么扳也扳不下来。更为奇特的是,侧耳倾听,似乎能听见盒子内有连续不断地不知道什么声音在嗡嗡作响。
     “过房爷”轻轻从外公手里接过这个东西,放在了桌上,告诉外公,这个东西,是上周丹利文师傅在进入井下30多米的一个煤层勘探时候发现的。这口煤井是刚刚开挖的,除了前面探煤的工人外,再无他人涉足。发现此物时候,非常惊奇,因为此地地处偏僻,煤矿的勘探和开采是极其隐秘的,而且由于李鸿章关系,当地官府派了不少兵丁在此附近守卫,一般不可能有外人进的来。
     而且,此处深达30多米,想下来必须要通过至少4个人放篮筐和吊索才能下的来,这么多人进来,不可能不被周围巡逻的工人以及官兵察觉。再说了,来这么深的地方,放个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父亲说到这里里,我和姐姐都有些着急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还有这些事情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母亲洗碗回来了,听见她开门后仔细地反锁了门,推门进来。冲父亲点了点头,问道“你都说了?”
     父亲苦笑了一下,说“感觉是在说个故事一样,他们问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剩下的,还是你自己说吧。”
     母亲听了,点点头,悄声和父亲说,要赶紧,小祥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一些事情要和他交代明白了。
     我困惑地望着母亲,等着她的“交代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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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并未接着父亲前面的事情说下去,而是和我说,你爸爸已经告诉你了吧,你小外公还活着。
     我点点头。她接着说“明天一早,你爸会骑车送你去姑妈家,然后,你姑妈会送你去她朋友那里,他那里有每天发往广州的运输汽车,你去了以后,那里会有人安排好接应你去香港的。”
     “香港!?”我一听,脑子一下炸开了,去香港?那个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人接应?我更加怀疑父母是不是潜逃多年的敌特!?我是不是被他们从小拐骗来当掩护的孩子呢?
     “我走了,你们怎么办?”我怀疑地问道。
     “你不用担心这个,都安排好了,说你一早被街道推荐到了去新疆插队去了。”母亲回答道。
     “啊!?那人家能相信么!”我惊叫起来。
     父亲走了过来轻轻拍了我下头,说“别叫,x主任(那请我父亲做了个恶心手术的街道主任)那我已经说好了。你插队的材料什么,X主任那里去处理。”
     “就是可惜没法办理出入境证明了。”母亲叹气道。“到了广州,能不能去的成,还要看你的造化了!”
     我不知道父亲给了x主任什么好处,可我明白这个“帮忙“对我们家来说,一定是不小的代价。
     母亲从床下拿出那2个鼓鼓的帆布包递给我,有些舍不得攥着我的手轻声说“这里面有你平时的一些衣物,还有一些路上吃的东西。另外,这里是家里这个月的粮票,你都拿着!好不容易换的全国粮票。"母亲边说边整理着我的衣领。
     我知道,平时母亲能街道从领点本地的粮票和布票什么,都是省吃俭用,不肯多花一分钱。塞给我的粮票有厚厚一叠,我不知道有多少,可我想他们和姐姐肯定要饿一段时间肚子了。
     我非常不忍,更按捺不住内心一直的疑惑,我推开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走!我哪里也不去!你们今天不和我说清楚了,我什么地方都不会去的!”
     母亲吃惊地看着发怒的我,连忙上前捂住我的嘴,说,“你以后就都知道了!去吧!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不很明白!但是到了那里,你的小外公应该会都告诉你的!”
     我正要继续发脾气,一直没作声的父亲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走,你的姑妈就白被糟蹋了!”我一下楞住了,吃惊地看着母亲,母亲泪一下流了出来。
     我那时候不太明白“糟蹋”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意思,而且我从没见到一直好脾气的父亲那天的脸色那么难看。
     我忽然一下没了主意。
     父亲看了看母亲,对她说“事不宜迟,我现在就骑车送小祥走!”
      
     元旦我去了徐家汇的交大,在南洋公学旧址的一栋一楼大厅里拜祭了家祖的兄弟,我抚摸着那尊铜像,思绪万千。
     南洋公学的创立,其实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盒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面我慢慢会说清楚的。
     上海真的好冷啊,徐家汇这里只有-3°,有些受不了。
     此时,我正坐在徐家汇附近一个公园里,抬头正好能看见徐家汇的藏书楼,这个藏书楼虽非太公公他们所建立,但是,也倾注了他们这辈人一生的心血。
     建筑剩下的只有四层的神甫楼了,曾是附近教士们会士饮食起居的地方,也是外公小时候经常出入的地方。
     里面按梵蒂冈藏书分类法分为36大类286小类。最多的时候有各国百科全书、语言类辞典和学术期刊2000多册,有包括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等。
     记得父亲曾骑车带我路过这里,告诉过我这里有一本最古老的书是一套16世纪的《对伦巴底<名言集>的评语》。 他小的时候,教士还拿给他看过。
     我也清楚地记得这个藏书楼里有一本外公“过房爷”的日记,这本日记在文革时期不知所终。里面就记录了很多外公“过房爷”不为人所知的经历。
   
    有人对我写这么多关于自己家族的事觉得很不解,可能和我的题目不沾边,其实,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了解下1912年满清退位,民国成立,快一百年了。
     那时的中国真的是像历史里记载的那样动荡不安,民生凋敝么?
     呵呵,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胡适之先生的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中国的第一所煤矿,铁路,第一家电话公司,电报公司,轮船公司,银行,纱厂,都是那时出现的,按今天大陆的流行词汇来说GDP其实是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其实是逐步增加的。
     可那么巧,怎么都是外公“过房爷”所创立的,按照史书上说,此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跳里出来,那么轻巧的就博得了老奸巨猾的李合肥的信任,一个从未经商过的年轻人人就那么幸运的就打败了几乎不可一世的已经经商大半辈子的“胡财神”——胡雪岩?
     真的就那么巧?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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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你想表达什么啊?
  别便秘呢。。。



  只要楼主不挖坑……小弟就一直顶下去




  盛宣怀是我们学校的创办者,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
  虽然现在不怎么宣传北洋大学了,但是校史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祝福楼主。
  



  楼主,你雷到我了。。。。。。。。。。。。。。。。
  
  PS:好吧,我隐身,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我也是在上海,在寒冷的屋子里,看着同城的你的文字,O(∩_∩)O哈哈~。
  突然想到,过去和未来有某种奇怪的相似,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扑朔迷离,没有亲身经历,只能选择相信某一种。而未来也是只有一个,但是选择同样眼花缭乱,前途未卜,也只能选择走一条路。
  真是可笑啊。



  上篇
  
  
   那天我父亲送我去了姑妈家,我们小时候喊她为“娘娘niangniang"”,为了大家看到方便,我还
  
  是称为姑妈吧。
   姑妈依然住在自己以前霞飞路上的祖上的老宅子里,只是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顶楼一个不到20平方的小房间里,其他的房子解放后都被周围以前的老百姓一拥而上,给瓜分了。
   父亲见到姑妈没多说什么,姑妈将我安置好,就送父亲出门了,我在窗户前看见父亲和姑妈一直在说着什么,期间,姑妈还几次落泪,都被父亲给制止住了。
   我的姑妈,我一直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很少关心我们这些小孩。她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高傲,自刻薄的象征。
   已经四十岁的人了,可每天都会将自己打扮的很漂亮,很精致。即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依然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习惯。比如,她有个铜的蛋杯,大陆的人可能很少看见,可在国外,这个东西很普遍,是一个用来端上带有蛋壳的熟蛋的容器,这个蛋杯大小刚好可以盛下一个鸡蛋,吃的时候,直接
  用将餐刀将鸡蛋敲碎浇上了胡椒粉或者盐来吃,除了用来盛熟蛋,(蛋杯也是一种收藏品,国外收集蛋杯称为‘Pocillovy’。在英国,蛋杯大会是专为收集家而举行的,至今,在香港,仍有不少蛋杯的收藏家。)我自己的店里也有不少这样的器物,我是为了纪念姑妈而收藏的。
   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可想而知,也给她自己带了多少的麻烦!
   姑妈一直没有结婚,单身至今。
   小的时候,我曾听姑妈说过一些我父亲家里的事情,以及父亲从未谈起的爷爷的事情。
   爷爷和外公是自幼就是好朋友,两家在上海都算的上门当户对。两个人年轻时候有过很多疯狂的行为和举止。
   都爱好开车,上海最早的2部汽车,一部是上海的大亨哈同购买的,另一部则是来自欧洲的Dr.li的出诊专车,后来Dr.li因为回国,汽车被外公“过房爷”的一个儿子买去,经常拉着我的外公和爷爷去兜风。而“过房爷”的这个儿子就是后来上海“百乐门”的老板。
   当时能有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结识并成亲,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家很早之前走的近的缘故。
   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关于爷爷为何母亲和父亲从不提起,每年即使去外公的墓前祭扫,也未见去爷爷的墓祭扫过,甚至在哪里都不知道。
  
   当天,晚上我是姑妈一起睡的,她搂着我,问我要是去了香港,还会想家想他们么,我扯着被子没作声。我很想他们,不想去什么香港。
   迷迷糊糊睡了一会似乎天就亮了,我被姑妈轻声地唤起的。匆忙带着行李,按照姑妈的叮嘱,小心地扶着楼梯慢慢下了楼,不想给其他人看见。
   在里弄堂不远的一个街道上停着一辆黄色的带斗篷的大卡车,这个车,我后来听开车的师傅说了,这是解放后国内自己制造的第一辆黄河牌卡车。
   我后来在香港一个古董车爱好者的车友会上看见过类似的一部,收藏者告诉我说,这部车是捷克的斯柯达706R型号。
   开车的是个叫陈师傅的人,看见送我走过来的姑妈,早早就打开了车门,让我爬进了驾驶舱。我隔着车窗和姑妈招了招手,车就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姑妈一直站在那,直到我们的车跑远看不见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后来在香港,我得知她自杀了,原因不清楚。
  
   带我走的陈师傅是专门从上海的杨浦区的汽运站跑广州的这条线的老司机,这次,正好是送一批货去广州的他的话一直不多,路上我曾问过他,是谁安排他带我走的,他说他不清楚,也是受人之托。我问不出什么,带着满脑子的困惑和好奇,昏昏沉沉睡了一路。
   从上海到广州大约2000公里,路上并不像今天的高速那么好走,很多是小路和夜路。
   路上,陈师傅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汽车维修的知识,为的是万一碰见有人盘查,我好对付说是陈师傅的徒弟。路上没什么吃的,还好,母亲给了我一些全国粮票,这些粮票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东西,我可以用这些粮票在各个地方和一些店铺或者老百姓换些吃的和用的物品。
   汽车大约开了3到4天,我们终于到了广州的西关。
   陈师傅把我丢到了附近一家招待所,便急着去交货了。临走时候,他关照我说要我在这里住下几天,别乱跑,到时候会有人来找我的,我着急地问谁来找我?他说他也不知道。
   陈师傅走后,就再没回来过,也没人找过我。
   我住的地方在西关的十三甫正街上,是个非常破旧的招待所,只有2层楼,当时的广州远不如今天的样子现代,气派。
   和我同住一个屋子的还有一个人,叫李哲的画家,湖北人,大串联的时候来的广州,因为被当时广州的建筑——骑楼所吸引就常驻于此,那时候,我们年龄相仿,他还大我几岁,他满脑子的民主和法制思想,和我以前接触的人一点也不一样,我既讨厌他,又喜欢他。他其实也是想偷渡到香港的。
   在西关,我见到了很多在上海见不到的情景,比如马路两旁搭建起两三层的砖木混合结构的骑楼式楼房,全城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在上海是见不到的。还有就是在江面上,我看见很多船,和上海的不太一样,有很多船上住着各种各样的热人,似乎吃喝拉撒都在船上,一年四季也不上岸。甚至有些小孩子身后面都拴着绳子,李哲告诉我那是怕小孩子掉进水里。
   我在广州的每一天,心里都紧张的要命,因为我听李哲告诉我说,广州是偷渡到香港的必经之站,很多人都想偷渡过去,但是成功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人要么被边防抓住遣返回原籍,要么就是被直接开枪击毙。
   可就是这样,每年想通过这里去香港的人多不胜数。而相应地,这里的公安和便衣也非常多,经常检查一些招待所和他们怀疑的任何人。
   我听了,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出门,是需要介绍信的,要敲公章的,没有介绍信到处乱跑是有巨大风险的。如果我被查出,扭送回去,我肯定要给自己的家里带来巨大的麻烦和灾难。
   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李哲帮我准备了一套红卫兵的服装,这个时候,虽然红卫兵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但是,依旧有很多红卫兵在周游全国,甚至来广州,想到资本主义世界去输出革命,成就事业。
   于是,我和李哲扮作了红卫兵的样子,他告诉我别怕,要是有人追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先要大声地背诵毛 的语录,什么“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来到这里”之类的话,先扰乱他们的思路,再找机会逃跑。
   那段时间,陈哲,常和带着我去广州郊区大金钟水库游泳,我发现很多人在里面来回游,陈哲告诉我,这不是一般的游泳,而是在做偷渡训练。
   在当时的广州知青里,流行着么这么首歌“翘脚求前程,做知青要劲努力,学游泳”。在广东语里,“翘脚”就是偷渡的意思。
   我也曾和陈哲偷偷去过沙头角,那里离香港只有一网之隔,是最近的地方了,沙头角地处广州附近的梧桐山,山这边是大陆的地界,上那边就是香港的地界了。只是山铁腰到山脚都围着一圈铁丝网,四周布满了公安的岗哨和警卫,甚至还有潜伏的暗哨。我们观察到这铁丝网不是一般的铁丝网是垂直的网,而是一卷卷,卷曲在一起的卷网,这样的铁丝网,想爬过去,几乎不可能。
   更可恨的是,警卫那里还有警犬,一有风吹草动,就叫唤不停,还会直接嗅到目标后扑过去撕咬,很多偷渡的人还没到铁丝网,可能就被狗给咬的动弹不得了。据说,当时有些偷渡者听说老虎的尿可以吓住狗,


  据说,当时有些偷渡者听说老虎的尿可以吓住狗,还专门去广州动物园去想办法偷老虎的尿液,也不知道成功与否?
   陆路不成,更多的人想的地方是海路,也就是从海面偷渡过去。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有十多公里的水面,由于面积较大,看守又是海面,相对于陆路来说,大陆这边的看守较为松点,偷渡的人一般乘自制的橡皮艇或者一切可以飘起来的物体冲过去。但是这里一般海浪很大,偷渡中,就有相当多的人淹死在这里。
  
   打算海上偷渡的人,首先要去惠阳,从惠阳走一个多礼拜的山路,几乎是兜很大的一个圈,才可以到达海边。到了以后,风浪大小,边防的出现,都完全要看运气了。
   后来,又有人想到了扒火车的点子,解放后,内地几乎每天都有给香港送货的火车,偷渡的人就藏在去往香港的货车中。但是想走这条路也不容易,要么买通当地的铁路运输系统的人,要么小心别窝在某个角度,被不知情的装卸工给用货物埋在里面,闷死或者压死。那几年,到了香港,卸车的工人经常发现偷渡者的尸体藏在某些货物的下面。
   对于我来说,哪条路都难,那条路我都没什么好办法,可是我知道,我没退路了。我和陈哲商量半天,决定还是从海上出发。
   我们开始四处准备,所谓的准备,其实就是去广州城里买新的篮球,因为,我们受到当时宣传中,一名泅渡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启发,他就是抱着几个篮球顺着湾流飘到大陆这边来的。
   可能想这个点子的人不止我们俩,再或是官方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广州的篮球相当的难买,甚至买一个都要开介绍信。
   就在我有些绝望的时候,终于一天,一个神秘的人来找到了我。
  
  



  楼主跟神马麒麟还是同一人吧



  写的真好。




  19#作者:红蓠 回复日期:2011-1-2 1:55:00
    楼主跟神马麒麟还是同一人吧21#作者:zmyffdxsuvdzo 回复日期:2011-1-2 2:26: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啊,很抱歉。
   您真的觉得是或者不是,有这么重要么?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的是非,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把我所知道的能说出来都尽量说出来。
   信或者不信,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只要可以引起你的一点点思索,我就满足了。



  12#作者:Acha58 回复日期:2011-1-2 0:45:00
    盛宣怀是我们学校的创办者,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
    虽然现在不怎么宣传北洋大学了,但是校史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祝福楼主。
  ——————————————————————————————————
   世人对祖上多有非议,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一切的历史都是泯灭人性和灰暗的。
   盛宣怀对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在于创办了现代大学的雏形,给旧时蒙昧之中的国家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上面那位朋友应该是天津大学的,创办于1895年的秋季。
   早先的名字也不叫什么“北洋大学”,那是民国后的称呼。欧洲人称为Tenney College,当时的天津人称为“博文书院”。
  



  顶一下



  我听我爸说,民国时候的上海地位相当的高啊,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排得上号的,好像当时比起巴黎纽约都是丝毫不逊色的,当时就在想,怎么觉得那时候比现在的国际地位还高啊,还听我姥爷说过,当时太太小姐出门坐车不用走路,所以才穿高跟鞋,现在的人踩着高跟鞋走远路,相当不健康什么的,感觉民国确实满富庶的。。。



  LZ继续



  mark




  楼主继续啊,这几天休息,有时间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楼主的文章相当有吸引力 希望快点写



  马克马克 呵呵 养肥了 慢慢看
  



  看了前面,感觉还有点靠谱,不太像编撰。追着看楼主的帖子,楼主却不更新了。



  MARK



  几乎没回过贴,这个必须要标记一下等待更新。早就不相信历史书了~~



  阿弥佗佛




  什么时候跟上啊。急着看呀楼主!



  继续等




  作者:摩罗客 回复日期:2011-1-2 12:24:00  19#作者:红蓠 回复日期:2011-1-2 1:55:00
      楼主跟神马麒麟还是同一人吧21#作者:zmyffdxsuvdzo 回复日期:2011-1-2 2:26: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啊,很抱歉。
     您真的觉得是或者不是,有这么重要么?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的是非,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把我所知道的能说出来都尽量说出来。
     信或者不信,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只要可以引起你的一点点思索,我就满足了。
  ===============================================================
  
  重要不重要,都在您自己所为。
  是不是因为上个帖有人说您的神马麒麟写过另一篇文而另起炉灶...
  是不是您觉得不妥而换了ID....
  写者无心,看者有心。
  
  其实我很喜欢您的故事的。请继续。



  顶一下,潜力贴



  呵呵,各位,整个事情,您可以当个故事来看,不必当真,我不抱怨什么,也不强求什么。只是希望各位能在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一切顺其自然。
  
  
   那天,我自己一个人在招待所的房间看报纸,也没什么好看,《人民日报》,从招待所的服务员那里拿来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期头版的标题《大张旗鼓,除四害,讲卫生》,说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是一件大事。
   陈哲又出去办法转悠了,再找不到办法,他就打算回老家闹革命去了。我半躺在床上百无聊奈地翻着报纸,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服务员,头也没抬,就喊人进来。
   来人不是服务员,是一个瘦老头,瘦高瘦高的,穿着当时非常常见的蓝制服,带着一顶深色的解放帽,大约50多岁,非常精神的样子。我好奇地问他找谁,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找你!”
   我很吃惊,在广州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谁能找我呢?找我干嘛?
   他小心地关上门,找了把椅子坐在我的床前,轻声说“祥少爷,是老爷叫我带您回家。”我吃惊地差点叫了出来,“少爷?老爷?”,谁是“少爷”?谁是“老爷”,那是万恶的旧社会里的坏分子的称呼吧?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满脸的惊愕,还是轻声说“对不起啊,祥少爷,让您久等了。老爷早就知道您到广州了,可是,这里现在正在闹腾着,一切都乱了套了,很多计划已经被打乱了。这让您受委屈了!最近我们有船正好回去,您这就准备下和我走吧。”
   我十分怀疑地看着他,他说的一切,我不知道他是谁,究竟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继续补充道“别怕,祥少爷,是您小外公要我接您来的。他在家里等你在呢。”我忽然想起,离开上海的时候,母亲和我说过,到了广州会有人来接应我去香港,难道就是这个人?
   我十分犹豫,不知道该相信他,还是不该相信他?走或者不走?我随口说了句,“我还有个朋友呢,他是和我一起的,我要和他一起走!”
   “他走不了!而且他不久就会有大麻烦。你不能和他呆在一起!”来人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和我说道。我也确实后来才知道,来人没说谎,陈哲确实惹了大麻烦,他写了一篇不该写的文章,讨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受到了当时广东一些领导的批判和定性,随后被当做现行反革命,给抓了起来,关了十几年,才放出来。他的案子在当时广州十分轰动,因为字字句句都都被视为反动话语受到批判。文革后,我托人找过他,他老了很多,不像过去那么多话了。现在是广州美院一位著名的画家。如果这里有广州的那个年代的朋友会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所好奇的是,来人怎么知道的,因为当时一点风声都没有,他是怎么知道陈哲要倒霉的?
   这个瘦老头似乎知道我的好奇和怀疑,说“祥少爷,我们知道的,比这事要多的多,也重要的多。”
   就在我还在怀疑和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整理好了了行李,本来也没多少东西,整理起来也很快。我心一横,反正自己也无路可走,就赌一把吧。
   走的时候,我关上门,心里轻地对陈哲说,朋友,多郑重!
  
   瘦老头是直接带着我一路行走,直接到了珠江边的一个码头,码头停靠了一艘捕鱼的机帆船,令我害怕和奇怪的是,这艘渔船的旁边竟然站着全副武装的哨兵和游动的公安。他不是来抓我回去的公安吧?我顿时害怕起来,不敢继续前行。瘦老头扭过头,抓着我的胳膊,轻声说“别怕,跟着我,没事的!”
   我被老头拉着,一路磨蹭,来到渔船边,哨兵和周围的公安似乎认识他,相互点点头,就让我和他登船了。
   渔船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和当地的捕鱼船一样充满了鱼鲜的腥臭味,拥挤的货仓里还有一些死鱼烂虾的残骸。
   船老大是个当地渔民,说着我当时还不懂的广东话,和带我上船的老头急忙说着什么。瘦老头一边听,一边招呼我去客舱里找地方休息。
   我好奇的要命,也怕的要命。
   难道就这艘船带我去香港?我们那么千辛万苦想偷渡过去,他就这么轻易带我登上一艘有武装哨兵和警卫看守的渔船?这艘船真是渔船么?如果不是的话,那这船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究竟要带我去哪里呢?



  马克




  mark



  慢慢听着老先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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